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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金融科技行稳致远 报告建言加快形成多层次的制度规则体系******

　　中新网北京1月17日电 (张素 刘一)“多项重要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吹响新阶段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的集结号角”，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有此观察，并在总结年度趋势及各赛道趋势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建言。

　　“未来金融科技要行稳致远，就必须始终坚持科技为本，制度为基，注重发挥制度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激励约束作用。”毕马威中国金融科技主管合伙人黄艾舟说。由毕马威发布的《2022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报告则指出，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监管规定、行业标准、自律规则等制度安排，加快形成多层次的金融科技制度规则体系。

　　报告认为，从“综合金融科技赛道”来看，技术融合赋能多元场景和客群、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实融合”的重要着力点。

　　“随着我国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对金融科技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黄艾舟说，而金融科技经过历年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科技创新型金融机构。

　　报告还认为，随着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科技与金融愈发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科技的定位从“技术支撑”演进为“技术驱动”，市场上有望涌现一批技术过硬、服务一流、实力强劲的金融科技企业。

　　着眼“财富科技赛道”，报告指出，新兴技术为金融的综合场景下应用提供支持的同时，各类金融机构借助科学技术也将改变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提升业务开展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撷取金融数据价值，实现不同场景下金融业务的突破和发展。

　　报告还提出，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供应链金融的服务需求将进一步加大，而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进一步赋能供应链，供应链金融或将被激发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发布报告的同时，毕马威中国“2022金融科技双50榜单”颁奖典礼分别于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举行。主办方表示，通过榜单评选发现，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坚持强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断丰富场景化技术应用，在量子计算、数字孪生、VR/AR、虚拟人、星网关联、生物探针等前沿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有益实践，中国金融科技硬实力正在持续进化，有望在新阶段持续赋能银行、保险机构等金融主体，取得更具成效、更高质量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