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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 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 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江苏省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的“汉文大藏经博物馆”中的金刚经雕版。视觉中国供图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 摄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东西问·解码兔年丨王加华：双春年如何蕴藏中华文明“管理时间”的智慧？******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北京1月18日电 题：双春年如何蕴藏中华文明“管理时间”的智慧？ ——专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 作者 马帅莎  闰二月的加入，使农历癸卯兔年出现了阴历年两个立春的历法现象，人们称其为双春年。历史上每逢立春，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有诸多或严肃或嬉戏的仪式与习俗，比如迎春、鞭春、咬春等。被国际气象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二十四节气，不只是单纯的历法体系、时间制度，更是内涵丰富的民俗系统。 双春年如何蕴藏中华文明“管理时间”的智慧？立春节气为何备受中国社会重视，又如何在周边国家流传？作为传统农事活动的时间指针，二十四节气如何在现代继续焕发活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23年在正月十四和腊月廿五各有一个立春节气，为什么会出现双春年？ 王加华：双春是指阴历年的年首年尾各有一个立春，这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阴阳合历有直接关系。阳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周期是365天或366天，反映四季寒暖变化，用于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就属于阳历历法，日期相对固定。阴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个月，周期为29.5天，12个月算作一年，长354天左右。 因此，阴历年和阳历年存在约11天的偏差。如果不及时调整，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六月下大雪的“怪事”。为了防止阴历年月与阳历年及四季脱节，古人在19个阴历年中加入7个闰月。加入闰月的阴历年可长达384或385天，反映了中华文明“管理时间”的传统智慧。 今明两年立春均是2月4日，而癸卯兔年作为闰月年天数较多，从2023年1月22日起，一直到2024年2月9日，正好涵盖两个立春节气，出现“一年两头春”。统计发现，19个阴历年中有7个年头是双春年，有7个年头是无春年，其余5个年头是正常的单春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双春年和无春年都只是正常的历法现象，与吉凶祸福无关。所谓双春年可能是灾年、结婚容易导致二婚等迷信说法毫无科学依据。  民众制作立春“咬春“拼盘。胡剑欢 摄中新社记者：人们常说“十年难逢闰二月”，2023年不仅是双春年，还有闰二月。古人是如何安排闰月的？ 王加华：二十四节气虽统称为“节气”，但又可分为12个节气和12个中气。以立春为首，处于奇数序列的为节气，位于偶数序列的为中气。节气与中气相间排列，与阳历月份相结合，每月都会有固定的节气与中气，且总是节气在前，中气在后。但以月亮盈亏为标准的朔望月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19年中加入7个闰月之后。 按阳历，一个月两个节气，前一个月的“节气”和“中气”与下一个月的“节气”和“中气”之间，平均相隔30天半。相比之下，阴历平均每月只有29天半，所以每个月的“节气”和“中气”都会比前一个月推迟1到2天，持续下去，就会出现只有“节气”而无“中气”的月份。于是，人们将没有中气的月份作为这一年的闰月，并以上个月的月号为闰月月号。  立春时节， 农户在草莓种植大棚进行草莓疏叶管理。周方玲 摄中新社记者：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有哪些特殊含义？中国传统社会为何如此重视立春日？ 王加华：《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立春被认为是春天的开始。同时，它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代，年和岁的起始时间不同，年是从正月初一开始，而岁是以立春作为开始。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主要“靠天吃饭”，人们的农业生产受气温、降水等自然条件的重要影响。为此，古人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如小寒、大寒、雨水、小雪、大雪等，能比较准确地反映黄河流域冷暖雨量的变化，促进农业生产顺利开展。  立春时节，工人在为小麦喷施叶面肥。(无人机照片) 房德华 摄立春是最早产生的八个节气之一，大概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是农事活动起始环节，然后是夏耘、秋收、冬藏。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立春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极其重要。立春的到来，意味着新的农事活动周期即将开始，要进行劝耕备耕等各项活动。 中新社记者：立春节令有哪些特别的民俗？蕴含何种文化和社会寓意？这些民俗有何地域特征？ 王加华：立春节气既有官方礼仪，亦有民间习俗，两者既相互影响与联系，又各自保持相对独立。官方礼仪主要指东汉时期开始兴起的迎春礼及唐代开始出现的鞭春礼。古人认为春非常重要，官方会举办迎春礼，到城市东门举行迎春神仪式。 民间则多是民众自发进行的习俗活动，涉及饮食、服饰、禁忌等多方面内容。比如立春撒谷豆，本意在于追求健康与吉祥，“豆”与“痘”同音，民间俗信可为孩子消除水痘，儿童会佩戴春鸡等饰物用于祈福。另外，立春还有赶庙会、逛灯会、说书、唱大戏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南方地区还流行祭春神或土地神。  立春时节，村民用耕牛为茶树松土。易胜武 摄唐宋以后，随着迎春礼的发展尤其是鞭春礼仪的出现，立春呈现出群体性节庆的特点，娱乐功能大大增强，如唐代地方迎春已是“见观者之如市”，南宋时则是“倾城出观”。明清时期，随着乐人、社火、戏曲等演艺人员与多样娱乐形式的加入，立春的娱乐性色彩更浓厚。 二十四节气从最初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其他地区后，产生许多具有地域差异的农谚和民俗。以立春饮食习俗为例，北方地区盛行吃萝卜，俗称“咬春”，南方地区多吃可生食的蔬菜。饮春酒，北方地区一般是烧酒，南方地区则是米酒。  小朋友在吃萝卜“咬春”。胡剑欢 摄中新社记者：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有过立春的习俗，与中国的立春活动有何不同？ 王加华：这些国家的立春活动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将立春当作一种节日来看待。在不同国家，具体习俗有所不同。 日本至今仍在使用二十四节气。具体到立春，传统上亦将立春作为春季开始的标志。每到立春节气，气象台、报纸等都会给人们以提醒。日本将立春前一天定为撒豆节，每年这个时候，人们会在家门口挂上串有沙丁鱼的桂花树枝，举行撒大豆招福驱魔的仪式。 在韩国，人们将立春视为一个能带来希望的日子，会提前举办庆祝活动，比如贴立春帖、吃“五辛菜”等。其中立春帖仍由汉字书写，内容最多见的是“立春大吉”“建阳多庆”“国泰民安”等。 不同节气在国内外的影响也不一样，具有区域性，如谷雨在中国沿海地区尤为重要，一些地区有祭海的习俗。节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传到周边国家后，立春、夏至、冬至等节气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马来西亚吉隆坡海南天后宫亮起6000盏红灯笼迎接立春。天后宫 供图中新社记者：传统节气对现代社会有何意义？应如何传承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加华：节气作为农事活动的时间指针，体现人们感受自然、顺应自然节律、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同时，它所蕴含的特定文化，比如对自然时序、先贤崇祀、亲情伦理等的追求与尊崇等，也成为今天国家与社会建设的重要精神依托力量。  小朋友们在体验“咬春”。朱大勇 摄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将二十四节气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过程中，10个代表性传承社区之中有4个与立春相关。在很多地方，立春不仅意味着文化传统，也成为文化品牌，具有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十四节气绝不单纯是一种历法体系或时间制度，更是一种包含丰富民俗事象的民俗系统。当下要想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二十四节气，使其充分介入民众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一种最佳途径。比如，充分发挥节气在人们日常生活、休闲娱乐、饮食养生以及民族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功用与价值。在保护传承的过程中不能“一刀切”，而要充分关照二十四节气的内部差异及地域差异等问题，采取不同的保护传承措施。(完) 受访者简介：  王加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副社长，《民俗研究》(CSSCI)杂志副主编、《节日研究》(辑刊)主编，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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